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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四十年 再出发--我参与邓小平“南巡”报道

来源:中访网 作者:张胜友 责编:墨雅


(李总理为张胜友颁发证书)


国是咨询编者按】

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已经迈开40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这一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也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1992年岁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动身南巡。当时的国内,针对改革的诸多争论、质疑声不断,邓小平以他独有的睿智和眼光,在南巡过程中,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讲话,勇敢地为改革开放大业护航。
   南巡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明确的阐述。小平同志在他的暮年,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大局进行了精确的的定位。“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南巡讲话精神已成为引领一代改革人前进的号角。

时任《光明日报》记者的张胜友参与了小平南巡的报道,此后也一直走在中国改革报道的前沿。张胜友可以说是最大力报道和呼吁改革开放的作家之一,他写下的一系列反映中国改革前沿和时代潮流的作品,无论是通讯、报告文学,还是电视政论片,都一直坚持着一个主调:改革。而他自身的经历,也几乎就是中国四十年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

入行即做改革开放报道

《国是咨询》:您是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媒体行业吗?

张胜友是的。那是1982年春天,我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光明日报社文艺部当了一名记者。走进光明日报社大楼,当时的感觉就是忐忑不安。《光明日报》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知识分子报纸,专家、学者聚集,人才济济,进来以后只有老老实实学习,一切从零开始。

《国是咨询》:当时就在做跟改革开放相关的报道吗?

张胜友: 进入报社当年,由于我接连采写了两篇长篇通讯:《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和《改革带来了希望——记赵燕侠承包京剧团》,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反响,得到时任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的赞赏,连同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上海杂技团的一篇报道,共三篇文章作为文艺表演团体改革参阅材料下发至全国。

《国是咨询》:采写这些报道有没有遇见什么困难呢?

张胜友:在当时,因为很多演艺团体经营发生困难,国家开始启动文艺体制改革。在沈阳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家庭剧团,夫妻俩都是当地剧团里的台柱子,夫妻双双组织剧团下乡演出,给剧团交管理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很受乡下农民们欢迎。这确实是新鲜事物,是引导社会文艺团体如何搞好体制改革的好新闻。文艺部主任张常海就指派我前去采访,却又担心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否完成这样的重头访任务,就决定同时让一个老同志带我去。但是老同志不太乐意去。我当时正想自己单独闯一闯呢,也有自己的一个小九九:“老同志带我去,我再怎么写,最后还是老同志的功劳。”我就跟老同志说:“你就别去了,我自己锻炼一下。”

于是,我就一个人跑去了。临行前,张常海跟我说:“你去采访半个月,回来以后再好好写。”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感到机会来了。时值隆冬,冰天雪地,沈阳的气温达摄氏零下20多度。到沈阳后,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我第一次感受东北那侵透骨髓的寒冷,受不了,赶紧买了一个皮帽子把耳朵遮起来。随后马不停蹄采访、日夜加班写作,一个礼拜就把稿子写好回北京了。张常海很惊讶,接过稿子一看,近万字的长篇通讯《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相当成熟,非常高兴,立即把稿子送给报社领导。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看了稿件后当即批示:标题要大,发通栏题。说实在的,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初出茅庐,第一篇稿子得到总编辑的好评,《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发表了,时间是1982年的最后一天,1231

紧接着,1983年初,北京京剧团赵燕侠的承包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我又奉命采写了长篇通讯《改革带来了希望——记赵燕侠承包京剧团》,并结合安徽凤阳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文艺体制改革探索结合起来一起写,《光明日报》在113的第一版发表,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我的两个长篇通讯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在全国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地震——文化体制改革的春天来了。时任文化部部长朱穆之亲自打电话给杜导正:“你把作者带来。”就这样,我第一次走进了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办公室。朱穆之部长很高兴,和蔼地说:“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呀!要继续努力,为人民写出更多的好作品。”看到部长办公室那么大,办公桌也非常巨大,我觉得新鲜、好奇,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温暖和喜悦之中,心底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骄傲和自豪。

书写“时代大报告”

《国是咨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时政新闻报道的呢?

张胜友:这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报社总编辑杜导正很重视年轻记者的培养与使用,当即把我从文艺部调到机动记者部写大块头文章,用现在的话说叫时政部。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空间广泛接触社会,走南闯北,捕捉社会转型期的每一根敏感神经,为时代呐喊,为改革助阵,参与重大热点问题的新闻报道;六届人大、七届人大召开,我都是驻会记者,昼夜在会议现场奔波采访……从上层建筑到底层百姓,从国家大政方针到民间人情冷暖,采写了很多新闻通讯报道,也创作了很多报告文学作品。

《国是咨询》:报告文学作品也是发在《光明日报》上吗?

张胜友:是的。1988年以后,我从一名普通记者走上了部门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了记者部主任助理、作品版主编。“作品版”是《光明日报》1991年新创办的一个栏目版面,以发表反映当下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为主,旨在以大视野观察社会记录民生,以深度报道引导公共舆论。

变,是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如何适应国家、社会、生活、思维、价值和文化的大变革,在那个新闻问题依然囿于自身体制和机制、小说创作沉迷于文体实验而无暇顾及现实矛盾的特殊时期,以深刻反映现实为己任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再迷恋于生活表层的灿烂光鲜,不再踯躅于因为文学论争而无所适从的识字路口,他们勇敢地扛起报告文学的大旗,将历史的使命揽在肩头,把手中的笔大胆地触及时代的重大景观、社会的重大矛盾和人民关注的焦点热点,从而将具体于一人一事的微观叙事拓展为对于一类一群的宏观把握,由点到面,由平面而立体,从而开创了全景式全方位多角度大格局的创作模式,以文学的形式为人民做出第一手的“时代大报告”。

改革开放的记录者

国是咨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电视政论片的创作的呢?

张胜友:大概在1991年底,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创作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以电视影像为媒介,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立体、全面、宏观地回顾改革开放十年来共和国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成就。

接到这个创作任务,可以说是我等待许久的。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我虽然不能站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冲锋陷阵,但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改革呐喊助阵,扫除障碍。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的。

1992年春,在翟部长的组织下,我完成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文学脚本的创作。《十年潮》分为“历史的选择”、 “农村新崛起”、“艰难的起飞”和“走向新世纪”四大版块,分别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农村率先破冰、开启城市改革和实施对外开放。此时,欣逢邓小平巡视南方并发表了一系列深刻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的谈话。于是,由中宣部牵头协调,光明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通力合作,很快拍摄成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52528日,《十年潮》由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每天紧接在“新闻联播”节目之后播出,《光明日报》则每天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十年潮》解说词。《十年潮》播出后,反响非常强烈,中央电视台又精心制作了一盒录像带,送到邓办,邓办秘书打电话给中宣部,传达小平的讲话精神说:这么多年了,在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反映改革开放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视片。这个指示传达到光明日报,报社非常高兴,时任副总编辑的徐光春亲自提议,颁给我一个总编辑特别奖。

《国是咨询》:这也是您参与小平南巡报道的一个契机吧?

张胜友:可以这么说。其实,那时我正在生病,发高烧,深圳打来电话,邀请我马上去深圳写小平同志“南巡”的片子,报社领导回话说:作者生病了。以后上级有关部门又打来电话,说深圳的医疗条件不会比北京差,马上把作者送到深圳,时间很紧。后来才知晓,这是中央安排的重大宣传项自,反映小平“南巡”的片子将作为党的十四大献礼片,此前已有两部同题材的纪录片,报送中央有关领导和邓小平办公室审核,均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而此时距离党的十四大召开仅剩下四个月时间了。

任务紧迫,刻不容缓。我发着39度的高烧,由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张常海和他秘书白建国陪同立即飞往深圳,我们就住在小平同志“南巡”时住过的迎宾馆。

因为发高烧,血压又低到5080毫米汞柱,医生说你这是疲劳过度,也没别的更好的办法,就嘱咐我注意多休息,每天喝一点红葡萄酒和红糖水可帮助提升血压。我只能躺在床上,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同志把小平“南巡”的所有原始资料,还有关于深圳特区的所有报道、报告文学、影视资料全部送到宾馆,在我的床头架起一个垫子和播放器设备。我躺在床上看了五天,看完以后,跟深圳市委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交流我的创作思路。我说,一共有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小平两次“南巡”,第一次“南巡”是1984年,在深圳特区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小平同志出现在深圳街头,给深圳特区巨大的支持,写下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再就是1992 年“南巡”,小平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不辞辛劳为中国掀起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吹响号角,所以,要以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统领全片,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深圳的改革开放取得非常多的成就、非常多的全国第一,但我们不是写深圳改革开放的大事记,而是要理出一条主线,主线就是:深圳在探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为全国做出了表率,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第三条主线,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共和国改革的长子,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它要辐射全国,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它的改革开放又是在世界第三次经济浪潮、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这三条线要互为铺陈、交相论述。他们都很赞成这个创作思路。

《国是咨询》:这部纪录片您写了多长时间?

张胜友历史的抉择》解说词脚本写了20天吧。这20天我窝在宾馆里,除了下楼吃饭,没有走出大门半步,完稿后,当天下午就飞返北京了。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马上集合各部门骨干力量,由一位副厂长带队、周东元为总导演,赶赴深圳昼夜加班加点拍摄这部电影政论片,深圳电视台则全力配合。我记得当时力量不够,还调用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部分力量。

《历史的抉择》时长90 分钟,很快就拍摄完毕。随后,中宣部直接将其送到邓小平家里去审片。参加审片的人员有李瑞环、丁关根、李铁映、杨白冰等负责中央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播放完后,邓小平说:大家看怎么样,我看不错嘛,我看很好嘛。接着,大家都说了各自的意见。邓小平接着又说:我们说了也不算嘛,听听代表们的意见,看他们怎么说。于是,又把《历史的抉择》送到“十四大”会场,请“十四大”全体代表观看。

1992102526日,《光明日报》用了两块整版篇幅全文刊发了《历史的抉择》解说词。与此同时,有大量的电影拷贝发到全国各地、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外交部也买了很多拷贝送到驻外使领馆。我记得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给我们光明日报送来一个拷贝。

1992年的中国,春潮涌动,万众欢欣,无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出的第二波呐喊、启动第二轮集团式冲锋!

《国是咨询》:您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的?

张胜友:可以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和直接受惠者。

回望人生走过的路,在国家历史转折关头,有幸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跨入复旦校园,迎来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开启改革开放,那位开“伤痕文学”先河的卢新华便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在黄浦江畔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思想嬗变,从幼稚走向成熟,由盲从学会了思考。我此后逐步摆脱个人命运的纠缠,更多地关注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大学毕业后进入文学创作的自觉阶段,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历史给予这一代人磨难,也给予这一代人厚爱。如果说人生经历是一种财富,那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是富有的。我们接受过比较完整的正规教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又能适应当代的最新潮流。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国家改革开放洪流中去,同时又少有偏激情绪。如今,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各自领域的中竖力量。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是义无反顾地扛在我们肩上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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