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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的衰败启示录

来源:扯淡堂 作者:江南愤青 责编:杨帆
日本企业的衰败启示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扯淡堂(rzycblfg),作者:江南愤青。


因为这些年自己在日本投资了一些企业,在日本各个产业界、金融界都有一些交流,对于日本有一定的了解,也有一些感触,所以东方出版社让我给这本书(《未来的公司》)作序的时候,我也就忐忑不安的接受了。然后用了两天时间把这本书给读完了,斗胆提我自己一些看法,算是作序吧。写的不好的地方,多海涵。



这本书的核心是想通过比较日美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来提出未来的企业可能的样子,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日本在战后实现了极为高速的发展,产生出了大量优秀的企业。这些企业跟西方企业的模式、理念、管理文化等各方面都仅仅属于组织形式接近,而实质理念并不相同,都是另类的存在,但是依然不影响这些企业成长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公司,所以针对日本的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和学习,伴随着日本在全球影响力不断增长而备受推崇。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而美国企业则不断继续高歌猛进,迅猛发展,日本的企业管理制度渐渐失去它的光彩,美国企业模式在最近十几年成为了国际模板,日式经营管理模式除了在中国还有一些热潮外,在全球都已经趋向衰败,这本书其实是一些反思,一些思考,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论断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我自己对日本企业的理解更喜欢结合时代背景来考虑,我从来认为优秀的人伟大的企业很大程度是时代的产物,脱离时代单纯研究企业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很大,日本现在普遍的企业治理结构都是从原先家族制的财阀模式转变而来,这个过程美国占领军发挥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倾向很大来自于经济上控制资源的财阀的欲望无限膨胀,所以美国人强制性的废除了家族为核心的财阀控制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完全消灭了个人大股东,换成了法人股东


日本法律对法人股东约束很少,所以最终的情况就是日本企业基本上都是法人股东,法人是什么?这本书里也做了很大的论述,法人不是个人,法人只是一种很模糊的概念,他无法确权到具体的个人身上,谁是法人,法人是谁?这种情况下就是责任和权利的界定是模糊的,必然使得企业的经营管理层的收益权很难被重视起来;而且日本的企业法人为主要股东的情况下,使得各个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成为普遍性现象,企业相互持股,出现的结果就是大家为各自企业的利益形成相互默契的态度,谁也不干涉自己持股企业的经营层的决策行为,最终成就了日本现在的企业价值理念:就是企业更多是以经营者和从业者利益为核心的企业治理结构,明显有别于美国的股东主权论的企业治理结构,日本大量公司的股东其实是无法行使股东权利,经营者脱离了股权所有者的监督与控制。

 

与此相对比的美国则是一个典型的股东主权论的国家。在美国,股东可以通过董事会控制经营者,企业经营效率不高,董事会能起到监督者的作用,并可通过法律解决这个问题,换成自己喜欢的经营者。美国的所有法律体系都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设定,美国的这种商业体系,更倾向于用市场自己去解决问题,法律予以保障。所以,在名义上来看,日本和美国是同样为股东主权论的国家。但是现实和法律相距甚远,双方在现实上是明显走了不同的道路。孰优孰劣?从结果来看,日本的模式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是超越了美国,这个也是为什么业内如此之多的人推崇日本模式的核心。但是随着日本陷入迷茫,日本的企业也集体进入了迷茫,最近几年的情况,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写书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进去:日本企业的危机更大了。


日本基本上大型企业都爆出了造假的新闻,而且是耸人听闻的造假,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的造假,神钢、日产、三菱、东丽都卷入其中,受到波及,这些其实一直存在,但是因为日本的治理结构是封闭式的,几乎不对外披露,员工流动性又差,而董事会又无人可以干涉,导致的结果就是经营者群体心知肚明的大胆造假长达二十多年,所谓日式企业的危机早就埋下伏笔,一直存在。但是困惑在于,为什么这种模式的企业能引领日本的大规模发展,讨论这个就显得特别有意思了。

 

我自己做了几个简单的分析,未必全面,可以拿出来探讨,最核心的观点,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治理结构先进与否很大程度应该考虑的是是否结合时代和国情为前提的,没有好和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日本在战后的大面积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核心原因很难说是因为有了更好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否则你就很难解释之后为什么会有失去的十年这个危机,企业管理模式不但没变化反而强化,但是日本经济却迷失了。说明企业治理结构并不是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原因,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想说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跟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关系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个可以从中国的企业发展情况来推导。中国改革开放后,多种经济体系混合并存,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乡镇企业,其实都取得了极大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经济主体都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现在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也在不断增加,除了乡镇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外,其他几种类型的企业都有不少,其实我是想说明不是好的企业制度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发展,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会更好的助推企业发展,而企业能否走长远,反倒取决于企业治理结构是否完善,这个可能是最好的解释。

 

其实,再反过来看日本的企业治理结构,我们会发现日本的企业其实是市场化程度很低的,很多人在说中国非市场化,其实从日本企业发展角度来看,日本的企业发展反而更是非市场化的特征明显。日本的企业股东因为相互持股的存在,法人对股东收益的在乎程度并不高,所以日本企业的典型特征其实是收益率极低,这本书里提到了日本的企业IOR率经常性低于5%,而美国的企业如果低于5%立马就被换了经营管理层,美国的股东非常现实,不能给我赚钱,就给我换人,资本逼迫企业赚钱,而日本不是,日本不知道股东是谁,而且赚到钱,也不知道把钱分给谁,经营层往往不追求利润,追求规模。这个过程中,日本企业很多时候也帮助政府去完成一些政府目标,日本政府干预的色彩长期浓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通过制定好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甚至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企业去实施和执行政府的政策。这种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的好坏,往往跟政府的长期战略有很强的关系。如果一旦战略出现偏差,政府决策失误,则很容易让日本企业陷入危机。这本书里面的前几个章节用大量的篇幅来证明,日本失去的十年是由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在论证日本发展的几十年高速增长这个逻辑过程中,其实我有个感觉,日本企业其实是最适合这个时代周期的产物,日本的企业经营模式在工业时代绝对是个非常好的组织结构,大大的助推了日本经济发展,这里的逻辑跟前面的逻辑并不矛盾,任何一个经济体制理论上都能在日本战后发展取得成绩,但是日本的企业共同所有理论却可能是所有里面最好的那个,它强化了日本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发展也让日本企业强化了这个组织体系理论。这个就是时代和个体共振的结果,但是悲催的点在于时代一旦过去,共振不再,可能企业就失去了机会。




我在微博上写过一段文字,拿我这两年在日本做投资的一个体会。“我自己认为属于日本的大时代过去了。我提出过三段论的说法,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时代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农业时代,以老人为经验为主。那我们学习总是对的,因为时代不发展。经验都是有用的,老人说什么我们听着就行了。

 

工业时代,你就会发现老人说的话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时代在缓慢发展。这个时候要向同辈学习,同样进一个工厂,你学得好,人家学的不好,这个时候人家就像你学习。同一代人的经验是有用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你就会发现时代快速发展,这个时候同辈人也变得没有用了。你在工厂里做得再好,再牛逼,结果突然发现工厂倒闭了。

 

在某一个行业经验积累的牛逼、专业,突然发现行业倒闭了,你再牛逼也没用啊。时代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无法快速更新和迭代自己的技能,很容易被抛弃,然后越来越往需求的发起端靠近。互联网时代,再也不会给你很长的时间,让你慢慢去学习,去经验积累,必须先起步再发展,不断迭代。

 

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工业时代的思维王者。日本人设计问题总是用非常完善的眼光去看,恨不得一眼看到底,把十年后事物都想到了。所以力求精益求精,大量的时间用在设计研发,所谓的工匠精神,就是把一个事物做到极致。但是他忽视的时代,再往前走,压根不需要那么好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很快很容易被快速飞奔的时代抛弃,所以日本就变得很悲催。

 

我们前些年投过一些机器人,这日本人的机器人研发应该是最牛逼的,于是就放在了日本。我特别痛苦的是,日本的工程师研发得非常认真,耗时三年,对于方方面面上五年的规划终于做了出来,结果发现中国的华强北早就上市,已经出了三代这样类似的机器人应用模块,就赚了不少的钱,需求是在实践中发现然后迭代跟进的。还以为在实验室里面就能够了解,那是闭门造车,不现实的。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相对单一,力求精益求精,从工业时代角度上,这种思维方式是对的,在互联网时代,他很难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看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还可以从更多角度去论证这个问题,尤其是从日本共同所有理论体系上去理解,也一样能得出这个结论。

 

因为,日本的企业经营者很大的权力,并不来自于股东大会,所以日本的经营理念更多的是以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利益为中心的企业观。稻盛和夫说,企业更多,应该是员工所有,而不是股东所有。日本的企业经营者这种思想的潜意识里认为企业归全体员工所有,自然就要求企业经营者和员工之间是互相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也就是要求经营者对员工负有责任,员工对企业者负有忠诚义务。这个跟日本的文化也是契合的。

 

日本的忠诚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人的生死观念相对比较淡薄,所以日本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日本人敢死却不敢不忠诚。日本很多人依附家族而生,是家族的附庸,生为家族,死为家族,这种家族制度在幕府时代产生并不断巩固,在德川时代达到顶峰,明治维新之后,依靠《明制民法》将这种家族式制度推向国民全体,这为日本人的忠诚做了铺垫。

 

这种家族制度是以“家”为核心思想,不论家庭成员发生什么变化,“家” 都要保持其主导地位, “家” 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便是人们奉行的第一准则。 在“家” 中,长子具有绝对优先继承权,其他子女要作为分家,分家要奉行服从本家的准则,维护本家利益,本家要扶持帮助分家。久而久之,日本就形成强有力的家族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因为属于同族,“下级”对“上级”的忠诚自然而然的也就形成了。日本的家族道德要求人们知恩、 报恩,以尽孝作为回报,实际上是隐晦的强调家长权,是家庭成员心甘情愿的去服从家长统治。在家之中,就形成一种永久的恩义关系,本家对分家有永久的恩义,分家对本家有永久的报恩义务,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是“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

 

在日本,一个人的孕育、出生、成长、死亡的整个过程,始终被置于集团的规范之中,各种集团活动强化了人们的集团意识,各个集团成员会义无返顾地对家族集团尽忠。个人和家族集团之间联系十分紧密,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忠诚”自然就会被成员所信仰。

 

这个家族制的财阀集团,在二战后被美国人摧毁,取而代之的就成为了企业,家的忠诚替换为对企业的忠诚。忠诚某个意义上讲是相互的,员工对企业忠诚,那么就意味着企业也要对员工负有责任。而且日本政府也维护这种责任的存在,包括出台相关的法律,不允许企业滥用裁员权利。日本企业员工不敢离职,而企业也一样不敢裁员,因为企业对员工富有责任和义务,使得企业在一旦需要裁员减轻负担增加竞争力的时候却压根无法操作,它必须负重前行,这种情况日本企业只能通过重组的方式进行,而不能通过裁员来转型。所以这本书第一章节里,日本企业使用所谓重组的词来隐晦的表示裁员,就是深怕背负裁员带来的道义追究。这种相互忠诚的关系,在日本文化里面显得极为重要,他们既是企业在工业时代上升时期的动力,也是企业互联网时代下行时期的负担,都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


与之相反,美国的企业没有这个负担,不能赚钱就裁人,随时随地裁,一夜之间裁个几千人,很正常,大家好聚好散,各找出路,反而能找到机会。家长制的模式带来的问题就是太依赖家长的能力,如果他迷失了大家都迷失了。好处是他找到了方向所有的人都找到了方向,可以拼命往前跑。总的来说,在一个变化特别快的年代,越轻的公司一定走的越远,越重的公司越难以前行。


日本的制造业,冠绝全球,制造业是个极度依赖产业工人的行业,对于人的要求是特别高的,资产包括了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是人力资产,而不是人力资本。这在日本其实是两个概念,拥有成熟的产业工人才是资产,如果不是成熟的产业工人,那不是资产,那是负担。所以,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是熟练工人的技术应用。而忠诚是最容易培养出熟练工人的商业模式,他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反复的训练。在大的框架里面不断的往前,熟练的奔跑就可以了,任何能培养出熟练工人的治理结构都是好的商业模式,所以日本这种共同所有理论其实是很好的契合了这个时代的发展,它通过忠诚和年功序列建立起了稳定的产业工人序列,拥有广泛成熟工人的企业一定比没有的企业在市场中更有优势,这个是很现实的,在工业时代他们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发展,现实的市场竞争中也证明了这个观点,囤积一批具有熟练的工人,对企业而言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它是一种高门槛的核心壁垒,用来有效抵御其他企业的进攻,这种模式下,企业越久优势自然越明显,日本出现大的制造企业也是经验和门槛叠加的结果。

 

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这种模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出现了我后面所说的互联网时代下行中企业不可背负的负担,恩义关系其实是相互的,我对你忠诚,你得保障我基本的生存权,所以日本企业是不能擅自裁员,无论是法律或者道义都有一定程度的约束,保障企业对员工的义务。但是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熟练工人不是企业的资产,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企业的负担,我前面的微博上说过,互联网时代,世界迭代越来越快,这个时候需要你对世界进行充分认知,敏感判断,随时出击。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的大企业病就全部显现出来,决策效率慢,底层员工不思考,中层只会上传下达,而上层对市场不敏感,最终谁都没有对市场做出响应,大企业只能不断通过合并解决短期问题,而中长期战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日本就进入了迷失时代。有篇文章叫《战略水平太差葬送了日本军队》非常推荐值得大家一看,日本人在战略上长期处于劣势,他们的个人能力,集体主义风险精神,骁勇悍战,绝对是世界最顶级水平,但是再强的个人能力都扛不过战略偏差。而日本企业治理结构又进一步限制了日本企业的自我变革。

 

大量的员工长期被教育的只会服从不会思考,企业最终是不可能有创新基因的,而且等级序列的存在,又使有才干的人熬到了能话事的地步的时候,基本已经被磨砺了棱角,成为了一个平庸的人了,这种体系下的日本企业是不太会进行思维创新,更谈不上产品创新了。




我前面也提到了现代的社会是迭代的社会,是奔跑中试错的时代,而日本人无论从思维里和企业管理里都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所以很难有机会。而美国企业典型都是股东主权论,这样的体系里,谁都是打工者,谁也可能都是创业者,我对你不负有责任也不负有义务,我愿意跟你玩,就跟你玩;我不愿意跟你玩,我就不跟你玩,股东觉得经营层不爽,就可以随时干掉他。被干掉的经营层,转身就可以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干一件同样的事情,打回来出口气,员工也一样,待的爽就待,待的不爽就随时可以辞职。如果有好的想法不被公司认可,随时可以自己走了,找一个资本投一笔钱,自己做老板去,资本为什么会去投资这样的人,因为美国的体系是股东主权论,我投资了你,我就是主权所有者,我不担心你到时甩了我,这个情况下,更符合创新文化的产生,所以日美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当然,大家对于日本有一些很高的评价,认为日本的发明创造很多,但事实上,只要仔细观察日本的发明,缺乏战略级的发明,更多是一个优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没有底层的创新和突破,只有在创新应用上的改进和优化,事实上就是一种熟练工思维,它可以让事物变得更好,但是他发明不了更好的事物。但是大家都知道革命性创新才是一个社会前进的最主要动力和核心。

 

现实的日本并非是一个没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国家,但是其“闭门造车”式的创新使得其技术开发与市场开拓脱节,学术界常用“加拉帕戈斯综合征”来评价日本的创新失败。加拉帕戈斯是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那里的物种独自完成进化,抗击外来物种侵袭的能力低下。大家所传诵的所谓日本“匠人精神”的案例,恰恰是日本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典型案例。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共同所有权论不好。只是我觉得与当下的时代不相适应罢了,在工业时代,这绝对是王者的体现。非常注重个人在技能上的突破,但是并不注重在战略能力上的提升。日本人牛逼的时候,可以把个人的潜能逼到极限。日本的个人能力和个人素质,以及对规则的尊重,对集体主义的奉献堪称楷模,无与伦比。问题在于如果战略出现偏差,再强的能力也很难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认为企业制度是否合适,取决于时代的变化需要,而时代的变化跟企业制度的本身发展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所以随着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日本过去的注重经营者和从业者,又缺乏足够约束的经营治理结构遇到了重大挑战,但是美国的股东主权论是否就更好呢?其实,也一样在遭受重大挑战。这本书提到了安然事件就是美式治理结构的弊病的集中体现,在美国如此成熟规范的市场里居然也出现了安然如此重大事件,使得书的作者也在否定和怀疑股东主权论的观点。

 

安然事件,是美国历史上非常典型反映出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矛盾的商业欺诈案例,也正是因为有股东对公司资本的渴望和渴求,使得股东最终会对经营层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得经营层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去追求利润,而利润会使得企业爆发潜能,不断盈利。但是它产生的另外一个负面的结果就是经营层为了利润,不择手段甚至造假,最终欺骗股东。因为从法人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股东对公司是没有控制权,更多只有监督权,而监督权的实施,第一是滞后的;第二是需要强权维持的。也就是说,这种权利的行使是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做保障。而如果缺乏合理的制度进行干预,经营层就很容易出现欺诈股东的行为的发生,而股东却没有任何办法。大量中小企业投资人深受其害,因为缺乏法律的保障。


从商业结构来看,经营层和股东之间也存在长期和短期战略的不同。管理层更倾向于短期业绩的获得,因为他不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经营得长期的好和牛逼,跟他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大。他对未来没有控制权,他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往往会为当期的高利润,而会把未来给丢失。

 

而作为公司所有者,一定倾向于公司能够持续获得高额利润。如果经营者无法实现就会把他们干掉,换一个经营团队,两者之间的背离达到一定的极致,最终也会出现问题,安然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为了满足股东对利润的渴求,安然的管理层通过造假登记为营利的情况,伪造公司高盈利高增长,同时又花巨额的资金,买通了相关的利益主体,使得这个事件隐瞒了长达六年之久。严重影响了美国企业的形象,最终也使得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消失。

 

怎么看这个观点?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事实上股东主权论危机在03年互联网危机泡沫的时候也被诟病过,但是现实就是股东主权论并没有遭受打击,反而继续孕育出伟大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适合目前的时代特征的。当然这个不代表它不可以微调和优化,还是存在很大的空间的。这种理论受到的挑战主要是来自于,过去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可以通过控制资产实现,前面说过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的存在,哪怕把经营层全部干掉,理论上换上一批人以后还是能继续维持企业前行的,说不定还更好,经营层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个论断可能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互联网时代的伟大的企业是没有实物资产的也没有人力资产,他只有人力资本。


互联网所有的资产,其实只有人,而且只有核心的某个特定的人。股东是很难通过替换公司经营层来实现业绩的提升,确切的说,这个跟全员所有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因为公司的核心资产不再是物品和人,而更多的是公司实际经营者的个人的能力。离开了这些人的智慧和才华,公司再多的物品和再多的工厂员工都无法往前走一步。当然这本身也可能是危言耸听,因为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案例来论证,但是这种担忧的确也存在。


随着乔布斯的离开,大家希望的富有创造力的苹果还能持续么?离开了马云,阿里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的保持高速增长?没有了马化腾,腾讯是否会迷失方向?至少在过去十几年的成长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这些人非凡的才能,就不会有这些企业的现在,这个结论是现实存在,资本可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一定是这些人本身的才能。

 

所有的创业理念,或者是所有的公司的发展都来自于创始人内心那颗激动澎湃的心。他们是公司超强的发动机。一旦把这些人给撵走了,公司可能就会趋向平庸。而公司一旦成为平庸的时候,股份就变得分文不值。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无论是共同所有论还是股东所有论,都面临了极大的挑战,股东不再是这些好公司的绝对主权所有者,哪怕名义上是,但实际上并不是。


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现实其实也在这样的演变,特别投票人、超级合伙人、AB股价格都是应对这种挑战所出现的变革性的产物,它们随时代而生,随时代而变,好的社会是能自我演变自我革命的,只有差的社会,才会固步自封,不会随时代而变。

 



最后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变大还是变小,那我也特别有感触,我曾经在微博里面写过一段话,我把它引用下来,作为这篇序的最后一个结论。


我感觉未来的日子里,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中等规模公司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大公司的规模效应越来越明显,大公司资金规模日益增加,横向扩张能力加强,挤压中等规模的公司的生存,会非常的明显。但是另外一方面,许多小公司由于经营成本很低,所以反倒能在一些领域扎根下去,活下来。当然因为规模不大,赚钱效应也不明显,大公司也不太感兴趣,所以也给他们留出一些生存机会。


这个角度来看,我感觉未来,大多数公司要么就是奋起一搏,把自己做大,避免被竞争掉,要么就干脆自断手脚,把自己缩小,降到成本足够低,低到人家看不上,而你自己怎么都能活的地步,日子也会的还不错。除此之外的公司都不容易活下来。


这个就是现实,从投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要赚大钱是很难的事情了,用一个亿去赚一个亿不容易,不如一个亿拆成一千份,每份十万,用十万赚十万,反倒机会还在增加,做大不如做小,更容易赚钱,未来的企业社会,就是几个超级巨无霸的公司的存在,然后加一堆极小的公司的业态,大家各自生存,相安无事,偶有冲突,整体和谐。


但是如果把这种情况下往前推演到人类社会的未来,可能也是如此,但是却并不美好,未来整体人类社会的福利肯定大幅度抬高,但是人类是贫富分化差距会越来越大,极少部分的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会是剩余人群的所有财富之和,这个概率在不断的增长。

 

未来的企业,未来的人类,走向何方,我们也拭目以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扯淡堂(rzycblfg),作者:江南愤青,此文是为东方出版社6月份出版的新书《未来的公司》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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